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政治基础扬帆配资
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改变了世界和中国国内的政治格局。经过8年的全民族浴血奋战，中国在付出惨痛代价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此时十分渴望和平与统一。为了解决战后国内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重庆举行谈判并签订了《双十协定》。这个协定的签订，使中国人民看到和平、统一的希望。
关于和平建国问题，国共双方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第一基础，建设独立自由和平之新中国；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先采必要之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双十协定》设计了战后中国的建国路线，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国民政府。通过政治协商解决国是的政治路径，共产党是真心并一贯坚持的，国民党是违心但不得不表面拥护的，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是非常赞同且积极参与的。可以说，战后中国关于和平建国路径问题形成了广泛共识。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最终达成了“五项决议”，取得了丰硕的政治成果。
如果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五项决议”得到落实，一个以国民党为主导的，包括共产党、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组成在内的联合政府，就有可能在中国实现，中国人民的和平梦想就有可能成为现实。周恩来曾指出，“照政协的决议改组的政府，就是联合政府”。但历史就是这样无情，虽然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一再维护政协协议，无奈国民党一意孤行，独裁本质尽显，撕毁政协协议，单方面召集国民大会，发起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国人民的和平建国梦最终被国民党粉碎了。
展开剩余81%现在来看，政治协商会议既是成功的、又是失败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确定了通过政治协商解决国是的正确道路，并在政治协商会议斗争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道路的坚守和贯彻；失败之处在于它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没有得到实现，反而被国民党独裁统治者利用了。政治协商会议给了中国共产党以丰富的启示和镜鉴，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通过政治协商建立一个人民的新中国是唯一正确之途径，必须坚定地走这条路，同时还深刻认识到，政治协商是人民的协商，必须把美帝和蒋党等反动派坚决清除出去，才能实现真正的协商。
中国共产党在政协前、政协中和政协后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对政治协商的精髓和路径把握越来越准确深入，这为后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扬帆配资，再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组织和政策基础，同时也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五一口号”催生了人民政协组织
和新型政党制度
建立一个人民的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不再寄希望于与国民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更加坚定要在自卫战争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促使中共中央在1948年4月底发布“五一口号”，把宣传口号变为行动口号的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根本原因，解放战争已经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敌我力量发生根本性变化，稳定地掌握了军事主动权；二是直接原因，国民党召开行宪国民大会，欲使国民党的统治合法化，为了应对行宪国大后的国内政治局面，共产党必须挑起建立新政权的大旗，与之进行对抗。所以，中共中央于1948年五一节来临之际，发布旨在建立新中国的“五一口号”是历史的必然。
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通过政治协商解决国是的政治路径，所以在“五一口号”中所设计的建立新中国的路线，仍是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为先导扬帆配资，并规定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参加者为“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社会贤达”，政治协商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进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口号”初稿时，仍然沿用了“政治协商会议”这一称谓，显然，“五一口号”所号召的政治协商会议与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有本质的不同，周恩来在城南庄会议上就鲜明地指出了这一点。“五一口号”发布后的不长时间，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社会各界，就把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称为“旧政协”，而把中国共产党号召的政治协商会议称为“新政协”。从目前可见资料，最早出现“新政协”一词的是1948年5月16日香港的《华商报》。随着新政协筹备工作的推进，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达成共识，新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直接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新政协性质的变化，要求新政协的组成也要发生变化，一方面增强代表的代表性，一方面扩大参加单位的覆盖面，最终形成了46个单位、662名代表参加的庞大的新政协阵容，具备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在即将完成新政协筹备工作之际，新政协筹备会认为，一个“新”字已经不能体现新政协的性质，经周恩来提议，改“新政协”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1949年9月18日的《人民日报》和各大报刊，开始启用新称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名称被确定了下来。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召开，标志着人民政协组织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个新型的政党制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但它的形成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到新中国成立前这段时间最为关键。“五一口号”发布后，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拥护，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地位，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在新政协筹备过程中，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和共产党合作，踊跃参与政治协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多党合作新格局基本确定下来，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取得执政地位，但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协商关系俨然得到了先行实践，创造了许多政治协商新模式，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协商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协商新格局立即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胜利召开，同时也标志着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
从“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协号召，到新政协改名为人民政协，再到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新型政党制度确立，其间经历了17个月时间的孕育。回顾人民政协诞生和新型政党制度确立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是由于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发布，才催生了人民政协组织和新型政党制度。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未解之谜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重要意义已经在党史、统一战线史、人民政协史、新中国史等中有了明确定论和充分阐述，对我们认识这段历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然而作为历史研究者，笔者亦深感仍有许多重要环节、重大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探讨，去填补未知领域的空白。
一是廖承志“问屁电报”是否为真？近年来，廖承志发“问屁电报”引发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故事广为流传，虽然有一些“模糊”的证据指向这个故事为真实的，如罗青长、李敦白的片言回忆，但实在是缺乏有力的史料支撑。弄清楚这个故事的真伪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清晰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来龙去脉，还历史以真相，另一方面还可纠正社会面存在的某些随意“演绎”党史的倾向。
二是“五一口号”初稿是谁起草的？“五一口号”简洁凝练，全面地展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采取的各种政策。虽然毛泽东主席作了多处重要修改，但可以看得出，“五一口号”初稿的起草人一定是当时中共党内的理论和政策大家。有的人推测，甚至有的人直接认为初稿起草人是胡乔木，但从目前的史料看，还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弄清楚“五一口号”初稿起草人是谁，其意义在于可以清晰“五一口号”的形成过程。
三是城南庄会议上是怎么讨论“五一口号”的？1948年4月30日召开的城南庄会议，第一个议题就是讨论“五一口号”，但至今没有发现会议的讨论记录。弄清楚当时会议的讨论情况非常重要，它可以反映出当时中共高层的决策过程。
四是“三党联合声明”草案哪里去了？1948年5月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致信李济深、沈钧儒，提议新政协的召开由民革、民盟、共产党发表一个“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并强调“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毛泽东在信中确定已经起草了“三党联合声明”草案，但这个草案至今不知去处。可以推测，草案的内容应该是中共中央关于如何召开新政协的最早具体设想，弄清楚这个草案的内容，对于梳理建立新中国程序的变化脉络具有重要作用。
五是新政协参加单位和代表是怎么拟定出来的？关于新政协参加单位和代表的拟定，虽然有些史料披露了一些细节，但至今仍没有权威、全面的史料梳理，使得被毛泽东叹为“包罗万象天书”的新政协名单的出炉过程仍然不为人们所详细了解。从1949年2月28日中央统战部给中央的综合报告《新政协的阵容》中可以窥探出，新政协参加单位和代表的拟定是一项非常复杂、敏感的工作。弄清楚名单里的“学问”和“门道”，对于研究多党合作历史和人民政协诞生史非常重要。
六是新政协筹备会和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匿名代表是怎样的情况？新政协筹备会和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名单展现了政协的阵容，筑牢了政协成功的基础，但在当时公开的名单中却有几名匿名代表显得非常神秘。其中的原因是清楚的，主要是为了保证代表们的安全。经过比对，这些匿名代表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也已经清楚，但对他们是如何参加新政协的细节却知之甚少，除泰国华侨徐四民对此有过较为详细的回忆外，其他匿名代表的情况需要进一步挖掘。
时光荏苒扬帆配资，“五一口号”的发布对于如今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过程，仍然充满魅力，吸引着人们不断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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