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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美国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旨在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的研究”。换言之，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简单说就是研究政策、法律对经济的影响。其早期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但科斯的研究方向是交易成本，其重要成果——著名的“科斯定理”，可以简单理解为如果产权明确，且交易成本为零，则无论产权给谁都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的意思就是最多的人受益。
而本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三位经济学家则是通过制度对比的方式信康配资，来寻找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好制度。这方面，有一本叫《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书，由本次诺贝尔奖的两位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西蒙·约翰逊共同撰写。在这本书中，他们通过对比朝鲜和韩国，对比东德和西德，对比博茨瓦纳和塞拉利昂，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世界上的国家有两套制度，一套是包容性制度；一套是汲取性制度，也可以称为掠夺性制度。包容性制度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稳定的产权政策、完善的法治保障、完善的公共服务、流畅的自由贸易等；而汲取性制度也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整个制度设计为一部分人服务，一部分人通过制度特权汲取或者说掠夺另一部分人而获利，即存在特权阶层。在大量对比研究的基础上，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西蒙·约翰逊指出，包容性制度让国家走向繁荣，而汲取性制度让国家走向失败。
对于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观点，需要客观看待。由于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西蒙·约翰逊是美国人，所以他们更多地是站在美国的视角来看问题，他们认为包容性制度的蓝本是美国，这说明他们在研究的眼界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们要承认，包容性制度的确能够促进创新，其中就包括重大的科技创新。
过去几天，我们看到马斯克SpaceX的一次精彩表演：星舰发射成功，并在回收时牢牢固定在发射架上，这是令人惊叹的技术。当前的中国科技水平日新月异，进步很快，但也要看到，中国依然缺少原创性与突破性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缺少比肩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生理学奖获得者的科学成就。
如今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科技方面，不能满足于模仿与跟随，而是要积极地向原创性科学创造靠拢，中国也需要诺贝尔奖认可的科学家。尽管世界各国对于社科类的诺贝尔奖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议，但对于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还是高度认同的，获得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数量的多少，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一国或一地区在前沿科学中创造力的高低。
为什么中国缺少原创性重大科学成果？对此，见仁见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前不久提出的一个观点值得重视，他说：“（对于中国而言）尽管人才回流现象增加，但顶尖科研人才流失仍是挑战。中国科研成果和专利数量已世界领先，但培养诺贝尔奖级科学家需要更优的科研环境和学术圈。国外科研环境和同行交流是吸引顶尖人才的关键因素。”要建立优质的科研环境，就需要缔造一系列包容性的制度，比如科技的产权保护、对科研项目的包容等，这方面中国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如果能大力培育允许试错的科研土壤，给科研工作者以更大的宽容和更多的学术自由空间，假以时日，中国一定会涌现出数量可观的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将会越来越多地看到中国科学家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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